“一帶一路”提出了一種新的理念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原院長霍建國指出，當今世界的難處在於理念、觀念的衝突與對抗。原本二戰後建立的國際體系我們是認可的，戴高樂等在二戰後基於維護世界和平所提出和建立的框架確實一定時期保持了世界的相對和平穩定。但70年代後出現美國一家獨大的情況，國際體系中的不公平、不正義的一面逐漸暴露出來，一些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開始對國際體系產生疑慮乃至提出挑戰。這主要是溝通不暢、理念不同。
如今全球化趨勢還在，大趨勢不會錯，但一些國家為了各自利益，保護本國就業，出現了反全球化、貿易保護的情況，而協調規範機制卻沒有跟上，出現資本駕馭一切的不正常現象，資本湧在市場，操縱商品、債券等等。體現在地緣政治、大國衝突、觀念衝突。
“一帶一路”提出了一種新的理念，應該做到落地、開花、結果，然後真正影響世界。要善於捕捉事物內在的規律，駕馭解決問題的方法。
“一帶一路”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抓手
中聯部當代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許永權指出，王義桅教授的研究具有中國文化背景特色，具有全球化國際化視野，吸收了當今國際關係、地緣政治和專家學者的觀點，融貫中西。尤其是書中的實證研究對政策制定作用很大。
他希望，“一帶一路”不光是倡議、理念，而應該成為一種學科研究，甚至成為一個綜合性學科。研究怎樣對外講帶有中國特色的“絲路故事”，讓沿線國家及其人民能夠理解其中內涵，真正惠及沿線人民，但要符合當地情況，注重溝通。
許永權認為，“一帶一路”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重要抓手。沿線國家有很多需求，而中國可以為他們提供，這樣中國就可以向這些國家施加影響。要挖掘中國文化內涵，建立文化自信，關注中國5000的歷史文化，尤其是絲路文化可以在“一帶一路”戰略中可以發揮的作用。
“一帶一路”最根本的還是經濟屬性
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教授陳甬軍則在經濟學方面對“一帶一路”戰略進行了剖析，認為國內這方面的研究還比較薄弱。“一帶一路”有三個屬性：和平發展、對外開放、國際經濟合作，其中最根本的還是經濟屬性。習主席在7月1日講話中指出，在“一帶一路”等重大國際合作項目中創造更全面、更深入、更多元的對外開放格局。
陳甬軍強調，“一帶一路”也要講究盈利和經濟迴圈，中國通過外匯先導，利用自己的資金、技術來幫助沿線國家進行基礎設施建設，這實際上也是在培育市場，中國可以通過專案本身獲利，還可以通過所在國家經濟發展後的稅收回饋來盈利。這樣，沿線國家實現了經濟發展，而中國輸出了產能，資本、技術走了出去，實現了雙贏。
另外，“一帶一路”涉及國家主要集中在亞洲、中東歐國家，同樣，此模式也可以西歐、非洲推廣，其中歐洲比較特殊，因為這些國家往往不缺技術，而是確實市場和資本，也有中國有巨大的合作空間。總之，“一帶一路”是關係到中國發展與對外開放有頂層設計的國際化大戰略。
“一帶一路”應重視民間交流
人大國發院的烏雲畢力格副院長和李肖教授則在文化層面對“一帶一路”的實施提出了他們的看法和建議。烏雲畢力格認為，“一帶一路”不能只是簡單地理解為“我有錢，你有資源，然後我們交易”的理念，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與人與人之間交往有相似之處，沒有深入的相互瞭解和信任難以達成真正長久的合作。
李肖指出，中國在推進“一帶一路”時往往注重國與國之間的交往，而民間交流不足，沿線國家拉百姓沒有感到多少實惠。基於歷史的影響，沙皇俄國曾統治中亞100多年，俄羅斯至今對中亞影響很大，這些國家對中國的印象不太好。而蘇聯解體後，德國、韓國、日本等國就開始了在中亞的深耕。另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很多還比較專制，一旦發生政變或政局動盪，中國與他們的合作就變得困難甚至完全無法進行。所以中國應加強與沿線國家的民間交流，尤其是與當地拉百姓有關的交流。
“一帶一路”當前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產業研究部副主任相均泳提出了“一帶一路”當前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第一，領導組織相對鬆散,頂層設計協調機制有待加強。相均泳指出，中央有“一帶一路”領導小組，各地方也都有推進“一帶一路”的組織機構，但橫向之間基本沒什麼交流，這就容易造成重複建設和資源浪費。
第二，“一帶一路”配套服務體系還需要加強。現在有很多參與“一帶一路”的國內公司需要向國外諮詢服務機構購買服務，這對於中國企業的商業極機密和商業利益都是極為不利的。
第三，全國上下一擁而上，很多地方都宣稱自己是“一帶一路”的橋頭堡。“一帶一路”本身就是一個大品牌，涉及到的地區都可以尋找自己的合理定位，但大家都蜂擁而上，無序參與，往往使總體的效果大打折扣。
第四，對沿線國家深耕少，比較急躁。以中亞國家為例，中國本身與沿線國家有著足夠的歷史淵源，但蘇聯解體後，德日韓早已進入中亞深耕，當中國在這方面落伍了。另外，中國領導人與沿線國家簽訂合作協定，對執行的企業來說往往成了“政治任務”，沿線國家有漫天要價、趁機勒索的情況，致使中企毫無利潤可言，甚至合作無法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