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憲法日丨李浩然：國安法依憲法而立體現“壹國兩制”精神
由 星辰前海律师 | 12月 4, 2020 | 聚焦大灣區 |
李浩然表示，香港國安法按照憲法而立，並通過基本法而成為香港法律制度的組成部分。(點新聞資料圖片)
今日(4日)是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的第壹個“國家憲法日”，為加深社會各界對國家和香港的憲制基礎的認識，香港特區政府今日上午將舉行“國家憲法日”座談會，主題為“憲法與國家安全”。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委員李浩然博士今日發表題為《憲法與香港國安法律》的署名文章，文章強調，香港國安法按照憲法而立，並通過基本法而成為香港法律制度的組成部分。憲法安排既保障了公民權利和安全，也是體現“壹國兩”精神的最佳例子。以下為文章全文：
法律的本意，是為了保障每個市民的權益。其中從國家層面去保護本國國民安全的，便是國家安全法律。國家安全是面向壹個國家排除他國安全威脅的整體概念，影響涉及全國範圍及每位國民。因此，世界各國的國家安全立法，基本上屬於中央事權。
那為什麽保障市民安全的法律，要由國家層面來作出保障呢?這是因為國家是人們生活和對社會管理的最基本單位。事實上，並不只安全法律由國家層面來定立，社會上所有法律，包括保障私人關系的民法、規管社會秩序的刑法，都是依靠國家力量來確保其強制力。此外，國家還是主要國際交往的基本單位。沒有國家的參與和組織，國際合作根本無從談起。
憲法是制定壹個國家發展的理念、方向與藍圖，中國憲法對於國家安全有專門規定：包括第1條第2款，保障國家的根本制度;第29條第1款，有關國防發展;第52條，維護國家統壹和民族團結;第53條，保護國家秘密、社會公德、公共財產和秩序;第54條，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第55條，保衛國家免受侵略等等。
法律背後的支撐，是我國對於國家安全的理解和保障理論性。在2014年4月舉行的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首次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訂明了12個安全領域;後來隨著新發展再新增了4個。這16個領域包括傳統概念的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社會安全;非傳統的經濟安全、資源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網絡安全、核安全、生態安全、海外利益安全;以及不斷拓展新型領域安全的太空安全、深海安全、極地安全、生物安全。
其實這些安全領域跟我們生活是息息相關的。例如經濟安全涉及日常的防偽鈔、貨幣和市場秩序;資源安全關係到我們的糧食和用電等是否穩定;網絡安全影響著個人私隱和網上交易;文化安全保護了多樣性和少數民族文化;以至於在社會安全下的新冠疫情公共衛生應對等等。而沒有國家層面的生態安全為基礎，更遑論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如《巴黎協議》的合作。
在憲法藍圖和安全觀理論下，國家的安全法律體系秉持壹元多層級的立法原則。2015年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規定基礎和綜合性原則，並在之下制定有多部專門針對性的法律，例如《國家情報法》、《反恐怖主義法》、《核安全法》、《反分裂國家法》等等，專門就各安全領域作出規管。最後配以包括《刑法》等法律中有關國家安全的條文，例如《刑法》第120條的反恐怖組織、第300條的反邪教活動等作為定罪量刑的規範。
根據基本法，內地和香港實行兩套不同的法律制度;內地保障國家安全的法律不在香港實施。為保障香港在日益復雜的國際交往中獲得安全，全國人大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憲法》第31條、第62條第2、14和16項，並依據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思想指導，為香港專門訂立適用於特區的《香港國安法》，以防範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兩項目的犯罪，以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等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勾結外國和境外勢力兩項手段犯罪。
“一國兩制”下，中央和香港特區共同承擔起保護國家安全的責任。中央承擔根本責任，而特區則負有憲制和主要責任;這也符合國家的中央統壹領導，地方行使壹定權力的國安立法和執法布局。對於影響整個國家的安全，並不屬於特區擁有的排他性自治範圍。因為如果把中央的責任排除在外，這對於香港以外的全國其它地方來說，是不合理也並不公平，同時可能對國家構成不可彌補的損害。在這個屬性基礎上，香港國安法按照基本法第18條，通過列入附件三在香港公布實施。
這次立法充分體現了“壹國兩制”的嚴謹原則和特色。內地和香港的國家安全法律，在兩套不同的法律系統下運作。然而，兩套系統均源於中國憲法的規範，並共同組成完整的國家安全法律體系。憲法是全國所有法律，包括香港法律的法源。基本法衍生自憲法，專門規定香港的法律體制，包括本地立法和附件三的制度安排。香港國安法按照憲法而立，並通過基本法而成為香港法律制度的組成部分。憲法安排既保障了公民權利和安全，也是體現“壹國兩制”精神的最佳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