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昊光 張耀軍
【摘要】「一帶一路」沿線是全球語言多樣性最為豐富、文化差異性最為突出的地區。做好「一帶一路」語言戰略規劃，平衡沿線國家多元語言利益訴求，實現沿線國家語言互聯互通，是「一帶一路」建設必須直面的挑戰，也是推動「一帶一路」穩健前行的重要保障。為此要著重穩妥處理語言與文化、語言與安全、語言與話語權、語言與大資料等幾組重要關係，將「一帶一路」語言戰略作為一項系統工程、跨國工程、先導工程、民心工程、前沿工程和中國工程，強化頂層設計，加強國際合作，堅持目標導向，維護語言安全，積極發揮大資料作用，努力傳播中華語言文化，最終實現以語言相通促進「一帶一路」互聯互通的戰略目標。
「一帶一路」語言戰略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帶一路」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一面旗幟。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積極促進「一帶一路」 國際合作，努力實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國際合作新平臺，增添共同發展新動力。實現“五通” 首先需要語言相通。「一帶一路」 沿線 65 個國家中有 53 種官方語言，是全球語言多樣性最為豐富、文化差異性最為突出的地區。語言作為「一帶一路」 經貿投資合作、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橋樑和紐帶，對於推進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提升國際話語權發揮著重要作用。放眼世界，語言戰略規劃與大國崛起密不可分，當今世界主要國家均對本國語言戰略予以高度關注和投入。美國作為超級大國的兩大核心要素，一是美元國際化，美元作為世界性交易、儲備貨幣，形成“美元霸權”；二是英語作為 “世界語言” 進入各國教育體系，影響各國語言、文化發展，形成“語言霸權”。9·11 事件後，美國陸續出臺《國家外語能力行動倡議》《國防語言轉型路線圖》《語言與區域知識發展計畫》《國家安全語言計畫》《國防部語言技能、區域知識和文化能力的戰略規劃（2011～ 2016） 》等多項語言政策規劃和舉措。俄羅斯國防部則負責確定國防領域關鍵外語語種，在高校儲備的外語資源多達145 種，涉及 9 大語系，語種覆蓋世界多國和地區。法語全球推廣為法國文化發揮超出其國力的影響立下汗馬功勞。英國出臺“國家語言戰略”則為維持昔日的“日不落帝國”提供助力。當前，我國 「一帶一路」 建設正通過 “亞投行” “絲路基金” 等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等，並取得了可喜進展，但是「一帶一路」語言國際化戰略目標尚未明確，中文國際化政策尚待清晰，急需從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戰略高度制定「一帶一路」 語言戰略規劃和行動方案。
「一帶一路」建設進一步催生語言需求，語言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的作用與日俱增
國內方面，服務「一帶一路」建設已經成為我國語言文化工作的重要面向。一是在教育領域，2017年以來教育部已與14個省（區）、市簽約《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基本覆蓋「一帶一路」主要節點省份，形成省部聯合推進「一帶一路」教育行動國際合作網路。目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在華留學生數量多達20萬人。[1] 二是在外語服務方面，截至2017年，我國高校共開設了76個外語專業，覆蓋了歐盟國家24種官方語言和東盟10國官方語言。全國各主要外語類高校已經或正在計畫普遍增設「一帶一路」語種，北京外國語大學計畫2020年開設100個語種，覆蓋所有與我國建交國家的母語和官方語言。三是在社會語言方面，從事語言服務或相關服務的企業達到7.25萬家，“語言產業”年產值超過2800億元人民幣。總體看，我國「一帶一路」外語語種數量不斷增加，語種結構持續向好，語言服務穩步提升，語言教育發展迅速。
對外方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漢語熱不斷升溫。
一是學習漢語的人數大幅上升。根據俄羅斯語言學地區研究中心雅羅斯拉夫爾國立師範大學發佈的《漢字文化：漢語在俄羅斯的傳播趨勢》調查報告，學習漢語的俄羅斯人由1997年的約5000人增加至2017年的5.6萬人；1997年俄羅斯開設漢語課的大學有18所，2017年已達179所。據我國教育部統計，東盟國家來華留學生從2010年的約5萬人，增加至2016年的8萬多人。據我國駐法國使館教育處介紹，目前法國有10萬人在學習漢語。據悉尼科技大學澳中關係研究所調查報告顯示，自2008年以來，學習中文的澳大利亞中小學生人數翻了一番，達到約17.3萬人，占入學總人數的4.7%。據美國國際教育委員會發佈的報告，美國學習中文的中小學學生人數現已達到22.71萬人。
二是漢語“走出去”步伐持續加快。據統計，我國目前已經在「一帶一路」沿線51個國家建立134所孔子學院和130個中小學孔子課堂，2016年註冊學員達到46萬人，開展各類文化活動近8000場，受眾高達270萬人。據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統計，自2014年以來，我國與「一帶一路」參與國版權貿易量年均增幅達20%，占我國版權貿易總量比重由2014年的5%提高到2016年的15%，2016年我國與沿線各國版權貿易總量近5000種，比2014年增加2300種。此外，目前我國已與包括「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內的50多個國家簽訂了相互翻譯對方文學經典作品的協定。
三是境外辦學從無到有。截至2016年，我國高校已在境外設立了4個機構，創辦了98個辦學項目，分佈在14個國家和地區，大部分在「一帶一路」沿線地區。截至2017年4月，教育部已與24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訂了學歷學位互認協定，強化了我國與沿線國家教育互聯互通。
四是中國治國理念獲得國際廣泛認可。截至目前，《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已翻譯成20多個語種和版本，在包括「一帶一路」沿線區域在內的160多個國家和地區發行超過640多萬冊。中國的思想主張、政策舉措正在以國外受眾聽得懂、看得進的方式走向世界。
同時也要看到，與迅速發展的形勢相比，我國在「一帶一路」語種結構、人才培養、產業發展、傳播路徑、平臺服務等方面的全域性指導意見相對較少；在與沿線國家交往中，從維護國家安全角度看待語言問題的意識有待加強，提前主動有針對性的語言介入還可進一步加大投入；在漢語對外傳播中強化中華文化“走出去”的意識有待加強，將漢語納入沿線國家外語教育、教學體系尚有較大潛力可挖；漢語在國際組織中的使用率和互聯網文本覆蓋率等方面還有較大提升空間。此外，語言“引進來”較多，“走出去”不足；外語教學“重語言、輕文化”“重數量、輕品質”“重發達國家、輕發展中國家”“重周邊國家、輕沿線國家”以及“語言工具論”、小語種人才不足等問題不同程度存在。在從外語大國向外語強國邁進的征程上，我國還有不少工作要做。
比如，目前漢語在不少沿線國家的教育體系中尚未成為第一外語，有些國家甚至還未開展漢語教學。以美國為例，華爾街網站2017年7月發佈的調查結果顯示，在美國居民最常使用的外語中，中文位列西班牙語之後，排名第二。再如，2013年，我國高校外語專業招生語種只覆蓋「一帶一路」沿線53種官方語言的20種，其中11個小語種在讀人數不足100人，8個語種在讀人數在50人以內；2016年我國僅公派1063人出國學習培訓42個非通用語種，平均每個語種不足30人。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李宇明曾說：“我們在‘一帶一路’上行走，行囊裡邊最缺乏的東西之一就是語言人才。”
站在新的歷史方位上，發揮「一帶一路」語言戰略作用，以語言相通獲取沿線國家理解和認同十分必要和緊迫
從國內看，隨著我國日益走向世界舞臺中心，推動漢語國際傳播和中華文化“走出去”，既順應國際社會希望更加深入瞭解中國發展道路、制度、理念、模式的願望，增加中華文化親近感和吸引力，也是維護全球化時代語言和文化多樣性，以更加開放的胸襟面對他者文化，積極吸收人類文明優秀成果為我所用，展示我負責任大國形象的客觀要求。因此，要在充分把握漢語對外傳播、文化對外交往規律並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對外話語體系建設的前提下，深入挖掘「一帶一路」沿線各國語言文化資源，在講好中國故事的同時，也講好沿線國家和地區共同發展的故事，在語言互聯互通中實現文明傳承和心靈溝通，形成多語言共聲、多文化交響局面，充分發揮並彰顯「一帶一路」語言戰略規劃在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中的重要維度和作用。[2]
從國際看，語言已經突破交際工具的傳統角色定位，成為現代國家治理和國際競爭的重要抓手。一國綜合實力一定程度上也體現在該國獲取、儲備、保護和利用語言的能力之中，而語言人才、技術、發展和規劃的競爭一定程度上也彰顯著一國的總體競爭力。在經濟全球化、社會資訊化深入發展，全球治理、大國競爭日趨激烈的大背景下，提升語言能力已經成為各國降低交易成本、促進經濟發展、夯實話語能力、提升國際影響、推進跨文化交流、維護國家文化安全的重要手段。已故南非前總統曼德拉曾說，以通用之語溝通，可入腦海；以鄉音之語交流，直入心田。「一帶一路」本質在於互聯互通，而語言互通是其前提和基礎。用沿線國家聽得懂、聽得進的語言發聲，使其理解「一帶一路」共商、共建、共用的建設原則和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綢之路精神，減少對我國外交戰略的疑慮，使「一帶一路」朋友圈越來越大，直接影響「一帶一路」建設能否走遠、走穩、走順。[3]
「一帶一路」語言戰略涉及文化、安全、話語權、大資料等諸多領域，應著重處理好融合發展
語言與文化的融合。語言與文化相伴而行，語言是文化的重要依託，文化則是語言的直觀外化。不同的語言背後蘊涵著不同的民風社俗，成為維繫該語言使用者的精神紐帶和心靈家園。建設「一帶一路」 不僅要懂得沿線國家的語言，更要瞭解語言背後隱藏的風俗習慣、歷史傳統、社會心理、文化意識、宗教信仰和民族關係等，還要在瞭解文化的基礎上把握其思想觀念和價值內核，實現從語言到文化、從文字到思想、從概念到情感的路徑演進，實現「一帶一路」 深層次民心相通。
保持高度的語言敏感性是「一帶一路」語言戰略和建設發展的內在要求，要妥善應對多元文明、文化差異所暗含的潛在風險，通過有效的語言溝通和適度的文化敏感性化解分歧、管控衝突，讓語言做溝通的潤滑劑而不是衝突的催化劑，避免因顧及不周或處置不當而可能造成的對當代絲綢之路精神的誤讀，[4]甚至出現影響我國與有關國家和地區關係發展的情況。
探索將語言資源轉換為文化資源和資本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在平等互尊、互利共贏的前提下，利用沿線國家語言文化資源開發旅遊產品，打造具有鮮明特色的語言、文字和文化經濟形態，既發展語言經濟，也保護語言文字，實現語言文化、旅遊經濟雙贏的效果，通過語言產業進一步拉緊與沿線國家經濟利益的紐帶。
語言與安全的融合。語言事關國家安全，對國家穩定的影響具有隱蔽性、長期性、複雜性和戰略意義。隨著「一帶一路」建設進入全面推進務實合作的新階段，以及我國企業大規模“走出去”步伐加快，多元文化碰撞可能加劇，語言安全呈現複雜嚴峻態勢。在防範、規避、預警及保障「一帶一路」安全，在消除和化解非傳統安全威脅和風險過程中，語言的戰略價值無可替代，[5]已經成為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必須重視和積極利用的抓手。
互利共贏是「一帶一路」建設的核心理念，體現在語言戰略上就是構建平等互尊的話語體系，既不單向、強勢輸出漢語和中華文化，避免外界質疑和猜忌我國發展意圖；也不反向、被動接受他國語言和文化。既要樹立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促進沿線各國共贏發展的同時，順其自然推進漢語傳播和中華文化走出去；也要秉持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主動瞭解沿線各國語言文化及其背後的風俗習慣，積極吸收精華成果，在發展中維護普遍安全，在安全中促進共同發展。
我國跨境語言眾多，在語言身份認同、文字體系創制、語言使用活力等方面呈現“外高內低”的態勢，[6]語言與周邊外交、民族宗教問題、國際關係錯綜交織，形勢複雜。「一帶一路」勢必進一步加大我國對外開放廣度、深度、力度，開展跨境經貿、文化活動的同時，也要防止語言文化“倒灌”現象，防範境外勢力利用少數民族語言對我國滲透滋事，維護邊境穩定和發展。
語言與話語權的融合。法國哲學家蜜雪兒·福柯曾說：“話語是權力，人通過話語賦予自己權力。”語言能力是一國話語實力的最直接體現，是軟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國家重要的核心競爭力，服務於並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國家整體發展利益的實現。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平穩發展、國際地位不斷提升和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保持高位，國際社會對中國持續關注力度加大。但我國發展實力還沒有轉化為話語優勢，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在國際上還處於“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傳開叫不響”的境地，形形色色的“中國威脅論”“中國責任論”層出不窮。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憑藉經濟、軍事、金融和媒體實力，仍然牢牢把控著國際話語權、規則制定權和議程設置權。
「一帶一路」不僅需要通過語言去傳遞資訊，還需要運用語言去影響和建構人們的思想、觀念，塑造對中國的理性、良性認知，減少對中國的誤讀、誤解，促進民心相通和人文交流。[7]堅持問題導向，著力化解西方話語壟斷，在解碼中國道路、闡述中國方案、講好中國故事中提升中國形象，形成與大國地位相稱的話語權，提高中國話語體系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國際影響力，是「一帶一路」語言戰略必須承擔的責任。
語言與大資料的融合。當前，人類社會大步邁向以大資料為新動力的智慧時代。[8]以互聯網、雲計算、區塊鏈、深度學習、人工智慧為標誌的大資料技術為「一帶一路」語言戰略規劃、語言資源利用開闢了全新路徑。
一是提供新技術。數位資訊技術迅猛發展帶動語音辨識、圖形圖像、虛擬（增強）現實、人臉識別等技術加快演變，語言技術數位化轉型來臨。通過大資料提取、儲存、挖掘、處理技術，可以有效提高語言資訊檢索、提煉、過濾以及文本資料採擷、語種自動辨識、跨語言檢索等語言功能，促進語言雲資源的整合、處理、開發和利用效率，[9]為「一帶一路」語言共用和應用提供全新的技術支援。
二是搭建新平臺。大資料利用資訊技術研究語言發展規律，從大規模文本語料庫中獲取語言知識，為語言研究和服務提供“雲端”“場域”，如語言雲平臺、智慧平臺、線上翻譯等語言服務平臺，有利於語言人才、資金、資料資源整合，為「一帶一路」語言需求者、服務提供者、技術供應商提供複雜語言環境下的跨語言溝通、智慧學習協作多維平臺，實現大資料條件下的語言服務功能提升。
三是創造新服務。大資料為「一帶一路」語言建設提供新型服務，如推動語言雲服務平臺、資料庫建設、開發翻譯服務用戶端等語言智慧產品，建設“互聯網+語言服務”、移動語言服務等新模式，為跨語言交流提供機器翻譯、自動問答等語言服務，實現語言即時監測等，通過提高語言資訊處理智慧化、網路化程度，為「一帶一路」克服語言障礙、開展語言服務、拓展語言經濟打下堅實基礎。此外，大資料還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如將聲音語言轉化為結構化資料，進而通過提取、分析這種結構化資料提供更加智慧的語言應用服務。
加強「一帶一路」語言戰略規劃的政策實施，深刻認識困難與挑戰，把十九大文化強國、文化軟實力總體方案落到實處，彰顯語言戰略“中國工程”的獨特引領作用
作為一項系統工程，「一帶一路」語言戰略需要強化頂層設計。根源上講，國強語盛，[10]國衰言微。語言的終極價值與使用該語言獲得的經濟收益直接相關，影響語言傳播和競爭的因素歸根結底還是使用這種語言的國家或地區的綜合實力，特別是經濟、科技、文化、金融等方面。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賦予漢語更強有力、更可持續的經濟價值，「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入推進將直接帶動漢語語言需求升溫。因此，穩步發展經濟、持續提升綜合國力仍是我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運籌「一帶一路」語言戰略的根本所在。
戰略上看，要把語言互聯互通提升到關係國家整體發展和「一帶一路」建設全域的高度加以重視，樹立“大語言觀”“大外語觀”“大文化觀”，以打造語言強國為目標，以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為指引，按照《國家語言文化事業“十三五”發展規劃》要求，加強語言建設和發展戰略定位、佈局等。有關規劃要統籌兼顧現實與長遠、個體與整體、經濟與安全、“走出去”與“請進來”等關係，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富於創造性。
具體操作中，要把握優先次序，區別輕重緩急，對「一帶一路」官方語言、通用語言、關鍵語言、強勢語言、跨境語言、少數（民族）語言、外國語言、宗教語言等分類規劃、分別施策，研究制定「一帶一路」國別和區域語言服務平臺、資料庫等，有計劃、分步驟地建立「一帶一路」語言交流機制，並積極與「一帶一路」重大專案結合，實現同步規劃、同步實施。
理論研究上，當前西域學、敦煌學等絲路研究學術話語權還掌握在部分發達國家手中，囿於語言限制，我國對沿線區域和國別研究、學術話語體系的把握尚待深入。中國語言學應儘快建立起價值、概念、命題和證據等要素完整的學術理論體系，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語言學和話語策略，為「一帶一路」語言戰略夯實理論基礎，推動漢學和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作為一項跨國工程，「一帶一路」語言戰略需要加強國際合作。教育優先。教育是「一帶一路」建設的人才源泉，在「一帶一路」語言戰略中具有基礎性、先導性、引領性地位。依據《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教育行動》精神，充分發揮“絲綢之路大學聯盟”[11]、“全球外國語大學聯盟”[12]等教育合作平臺作用，加強沿線國家知名高校在校際交流、遠端教育、合作辦學、人才培養、科研合作、人文溝通等方面合作，構建高水準、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語言教育交流平臺。推進雙向留學，加大向「一帶一路」國家派遣留學人員規模，培養我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語言人才；同時加大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華留學生助學力度，培養更多知華友華的青年精英和未來領導者。
高校先行。我國高校聚集了80%以上的社科力量、近半數的兩院院士、60%的“千人計畫”入選者。 [13]作為「一帶一路」語言戰略主力軍，高校應逐步完善人才培養方案，著眼「一帶一路」建設新領域、新需求、新方向，著力培養“語言+”國際型人才。利用交叉學科、集成聯動優勢，創新培養方式，加強中外辦學，探索具有本土特色、世界水準的現代語言發展之路，提升我國高校「一帶一路」引領力和人才供給能力。
智庫趨前。培育「一帶一路」語言文字智庫，形成類型多樣、問題導向、多學科交融、多語種耦合的新型語言智庫體系，加強語言理論、政策研究和話語體系創新，加大國別和區域研究 ，開展「一帶一路」智庫交流，宣傳我國語言文化政策，從語言文字的角度為「一帶一路」人文外交提供前瞻性、戰略性、針對性諮詢意見，促進沿線國家戰略對接和民心相通。
海外力量補充。充分挖掘海外漢學家資源優勢，推動其深入研究、全面認識並客觀宣介中華文化、中國理念、中國道路、中國方案，以獨到的視角和本土化語言向所在國介紹歷史悠久、蓬勃發展和前景美好的中國，積極發揮中國與世界溝通的橋樑和紐帶作用。
作為一項先導工程，「一帶一路」語言戰略需要目標導向和支撐機制。「一帶一路」語言戰略規劃主體目標是提升中國話語能力，根本在於建構絲路話語體系，這是當前我國語言規劃的重要責任和時代使命。[14]要根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30次會議審議通過的《關於加強「一帶一路」軟力量建設的指導意見》，充分認識軟力量作為「一帶一路」建設重要助推器的作用，加強總體謀劃和統籌協調，加強理論研究和話語體系建設，圍繞「一帶一路」和世界發展面臨的重大問題，加強國際戰略和全球治理、學術理論和話語體系研究，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有力理論支撐、輿論支援、文化條件。
加強傳播機制建設，深入研究不同國家歷史文化、政策法規、社會習俗和風土人情以及不同人群的語言習慣，深層把握其語言需求，發掘個性化關注點，以“一國一語”甚至“一國多語”為導向制定有針對性的國際傳播方案，開展更多適銷對路的語言文化宣傳。細分物件國傳播主體、傳播載體和傳播形態，加強精准傳播、草根傳播、新媒體傳播等新業態傳播，實現傳播管道多元化、傳播物件精准化、傳播流程精巧化、傳播形式多樣化。善於借助國外主流媒體、意見領袖、公關公司、智庫專家講述「一帶一路」故事，以當地人的視角、思維和話語方式，以符合當地受眾的語言習慣，向世界展示一個真實、立體、全面、多元、向好的中國。[15]充分發揮國內相關部門的積極性，形成中央與地方、外宣單位和實際工作單位、官方和民間、組織機構和個人相結合的全方位、多元化、多層次的對外傳播格局和體系，整合資源，形成合力。
作為一項民心工程，「一帶一路」語言戰略需要注重語言安全。語言溝通的發展有著週期長、見效慢的獨特規律，難以一蹴而就，需要久久為功。經營語言民心工程，反對急於求成，忌諱強勢推動，避免欲速不達。漢語國際傳播的推進，可進一步弱化官方色彩，突出民間行為，努力展現開放胸襟、融入當地、服務所在國的姿態，防範“漢語侵略論” “文化帝國論” 等噪音。做到在語言溝通中促進人文交流，在人文交流中保證語言安全，推動語言安全與人文交流成為「一帶一路」民心相通、建設穩健前行的車之雙輪。
加強「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語言文化國情和現狀調研，基於政情、商情、社情、學情、輿情，建立語言文化風險預警、應急救援和輿情監測機制，建設涵蓋多語種的語言風險資訊案例庫，及時發佈語言風險預警資訊。[16]既要加強對國家官方語言的研究 ，也要加強對區域共同語言的學習，還要深化對跨境語言的掌握，深化我國與沿線國家語言文化互聯互通水準。
制定專門的「一帶一路」語言人才規劃，加大「一帶一路」外語人才特別是非通用語人才培養，著力打造精通相關國家語言、熟悉國際通行規則、具有開闊國際視野、適應全球高端競爭、擅長開展跨文化交流、具備高素質技能的人才，使其成為人類文明互鑒的實踐者、人文溝通理解的促進者、國際和平發展的推動者。著重引導其重視跨文化管理、語言安全治理問題，善於處理各類語言文化衝突，應對各類突發語言、輿論事件，管控各類語言文化分歧。
作為一項前沿工程，「一帶一路」語言戰略需要深度發揮大資料作用。以數位「一帶一路」建設為依託，樹立「一帶一路」語言戰略的大資料思維，實現大資料戰略與「一帶一路」語言規劃深度對接，支援基於“大資料+”的各類語言技術、產業、服務創新，推動利用大資料技術改造傳統語言服務產業、行業和職業，實現融合發展。
堅持政府引導、市場運作、企業主體、社會參與的模式，充分發揮大資料企業創新實力和優勢，提升「一帶一路」語言資訊處理技術水準，加快建設「一帶一路」多語種識別、多語言感知等語言技術系統，發展智慧語音通信產業，建設多語言雲服務平臺，完善智慧呼叫、互聯網語音等通訊方式，為「一帶一路」語言戰略提供基礎資料資源和有效技術支撐。
發揮高校、智庫多學科、多語種交叉優勢，加大語言學、認知科學、腦科學、神經心理學、電腦科學等基礎理論研究，建立「一帶一路」語言大資料和人文交流資料庫、多語種語言集散地等，加強自然語言處理，為政府語言政策需求，企業、社會乃至個人語言服務需求提供基於大資料的可信實踐資料和相應諮詢服務。
重點創新運用大資料研究「一帶一路」語言發展態勢，探索建立「一帶一路」大資料語言智庫聯盟，從語言文化角度研究沿線國家在經貿投資、裝備製造、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園區合作、人文交流等領域的“發展潛力指數”“投資安全指數”以及中國經驗與沿線國家“匹配指數”等，使其成為共商共建共用的大資料語言專項平臺。
作為一項中國工程，「一帶一路」語言戰略要將傳播中國語言文化作為立足點。傳播中華優秀語言文化是「一帶一路」語言戰略的重要任務。要將漢語國際傳播納入「一帶一路」整體規劃，在利用英語作為「一帶一路」仲介語言的當下，逐步推動確立漢語作為「一帶一路」建設通用語言，善於提煉具有標識性的話語概念、表述和範疇，積極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特色話語體系。
要以語言溝通為介質，加快中華文化向國際社會傳播力度，通過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衝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推動各國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在提出中國主張、理念和方案，貢獻中國經驗、智慧和模式的進程中，順其自然提升中國在當代世界文明體系中的認同度和話語權。
加強孔子學院漢語推廣，建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鞏固海外中華文化中心，創新中華文化傳播，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量身定制漢語教材，用漢語講授所在國家的歷史和文化。加大“走出去”企業對外籍員工的漢語培訓力度。“新老結合”，用好中醫藥、中國美食、中國功夫、中國園林、中國熊貓等“傳統名片”以及移動支付、共用出行、中國高鐵、網路購物等“現代名片”。
注釋
[1] 羅旭 ：《莫讓小語種人才稀缺影響「一帶一路」腳步》，《光明日報》，2017 年 8 月 3 日。
[ 2 ]梁昊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路徑》，《人民論壇》， 2017年第28期。
[3]梁昊光：《「一帶一路」如何走得通、走得遠、走得久》，《學術前沿》，2017年第8期，第71頁。
[4][7]孫吉勝：《國家外語能力建設與「一帶一路」的民心相通》，《公共外交季刊》， 2016年第3期，第53、 56頁。
[5]沈騎：《「一帶一路」倡議下國家外語能力建設的戰略轉型》，《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5期，第11頁。
[6]張日培：《服務於「一帶一路」的語言規劃構想》，《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第49～50頁。
[8]張耀軍、宋佳芸：《數字「一帶一路」的挑戰與應對》，《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9月第5期，第38～39頁。
[9]趙世舉、黃南津主編：《語言服務與「一帶一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49頁。
[10]余江英：《東道國語言選擇對FDI流入影響的實證研究》，《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6年第8期，第51頁。
[11]“絲綢之路大學聯盟”於2015年5月由西安交通大學發起成立，截至目前已有34個國家和地區的134所高校參加。
[12]“全球外國語大學聯盟”成立於2017年5月，是全球首家以外國語大學為特色，以服務「一帶一路」為宗旨的高校聯盟。首批成員來自全球16個國家的30所外國語大學，其中中方高校14所，外方高校16所。
[13]丁雅誦：《高校智庫，如何與國家發展同步》，《人民日報》， 2017年8月10日。
[14] 沈騎 ：《「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語言規劃的五大任務》，《光明日報》，2017 年 5 月 7 日。
[15]張耀軍：《「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實踐路徑》，《人民論壇》， 2017年第30期。
[16] 王銘玉 ：《為「一帶一路」建設鋪好語言服務之路》，《人民日報》，2017 年 4 月 17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