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丨梅新育:英國脫歐與“一帶一路”

脫歐派在英國全民公投中勝出已成現實，金融市場對此作出了劇烈反應，然而，如同公投之前市場參與者普遍低估了脫歐派實力一樣，公投揭曉之後市場連日巨震恐怕也是判斷失誤的非理性羊群行為。

畢竟，投資者在危機時撤離的速度超過繁榮時進入的速度，這是具有深刻心理根源的市場參與者的普遍行為特點。恐懼是人內心最深刻的感情，一旦出現危機或其他危險跡象（這種跡象可能是客觀的，也可能是當事人自認為的），並認為其他人也發現了這些跡象，新的危機或危險“跡象”就會不斷在群體成員的腦海中製造出來並迅速擴散，使得群體成員的恐懼感迅速加深，最終形成群體成員的共同競相“逃生”行為，高度發達的現代傳媒業又加快了這一進程。各個國家、生活的各個領域都存在這種群體性心理現象，從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席捲半個中國的“叫魂”妖術恐慌，到本世紀2001年5月印度新德里“人猴”事件， 一起又一起案例讓我們一次又一次看到了這種出於恐懼的群體性妄想症傳染力何其驚人。

正因為如此，投資者的風險厭惡者特徵始終高於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特徵；也正因為如此，當前金融市場對英國脫歐的反應很大程度上已經“超調”，對英國脫歐經濟社會不利後果的預期也同樣出現了普遍的偏頗，流行的分析論點過度關注了英國脫歐可能蒙受的損失，對歐盟因英國脫離而受損分析不足。畢竟，脫離了歐盟平臺的英國固然在當前的國際體系中分量明顯減輕，但失去了英國的歐盟也是一樣；說到底，英國是歐洲名列前茅的大國，倫敦國際金融中心和英國昔日世界霸主的“江湖地位”也不是依託歐洲方才贏得，英國市場和管理體制靈活性、商業環境優於歐盟其他成員國，英國對歐盟貢獻多於所得，英國多年來經濟增長實績優於歐元區，……就連英國的決策，總體上也比法、德等歐盟其他大國要冷靜老辣許多（這一點在去年的難民危機中表現得非常充分）。英格蘭脫歐派確實有民粹成分，但那些主張留歐的倫敦居民也理智不到哪里去；僅僅兩個月前，薩迪克·汗靠公交不漲價、建設5萬套住宅兩句空話就把這些倫敦居民哄得團團轉，一舉拿下倫敦市長寶座，就職剛滿一個月，就公開否定了自己的這兩項最主要競選承諾。

就當前而言，英國脫歐毫無疑問是英國與歐盟的“雙輸”；但從英國自身的立場出發，“脫歐”給英國經濟社會帶來的只是短期衝擊，無法掩蓋“留歐”的長期痛苦；倘若英國全民公投決定留在歐盟，那也就意味著英國將繼續承受一系列的不利，而這些不利因素損害的將是英國經濟社會的長期活力，甚至有可能關係英國國家性質存亡：

繼續被歐陸國家，特別是南歐國家的貿易保護主義傾向綁架而不得不違心地背離自己的自由貿易傾向。在歐盟現行決策機制下，英國這個經濟管理相對明智很多、經濟增長業績和活力要好很多的國家，不得不讓自己本來明智的決策管理能力屈從於“歐豬國家”低下的決策水準。繼續這樣下去，對英國未必是好事。

人們擔心，布魯塞爾歐盟監管機構的官僚主義束縛會抑制、乃至扼殺英國經濟的活力。歐盟監管規則堪稱全世界最繁瑣最低效，歐盟官僚機構辦事效率在主要發達國家中堪稱最低，而英國相對要有活力、高效得多。若能擺脫布魯塞爾官僚機構繁文縟節的束縛，有利於發揮英國經濟社會活力。

最重要的是，在現行歐盟移民政策下，與歐洲社會文化傳統格格不入且拒絕融入東道國社會、缺乏勞動積極性、只想分享歐洲福利的外國移民正在快速增長，不僅給歐洲各國帶來了沉重的財政負擔，而且潛藏著對歐洲社會治安乃至文化傳統、國體的顛覆性威脅。倘若“退歐”，英國可望明顯降低此項威脅；如果“留歐”，英國面臨的這項威脅不會明顯降低。

倘若歐盟能夠轉而制定實施合理高效的管理政策，有理性堅強的領導，繼續留在歐洲統一市場，歐盟深化一體化無疑是其所有成員國的最優選擇，英國也不例外；問題是歐盟目前的政策理念在可預見未來無望根本改革，決定了歐盟經濟社會一體化深化意味著上述問題進一步惡化。本來，在正常條件下，要改善歐元穩定性，就需要擴大共同財政；但在歐盟目前的政策理念下，擴大共同財政結果只能是加大富裕發達、管理相對穩健西歐國家對落後管理混亂南歐國家的轉移支付，加大對不認同歐洲社會文化傳統外來移民轉移支付，激勵落後、混亂成員國和外來移民的道德風險。倘若有理性堅強的領導，歐盟深化一體化無疑是其所有成員國的最優選擇；但在這種情況下，這種理論上的“最優”結果基本上已經無望實現，對於英國而言，脫離歐盟、退而求其次保住自己本土的天地，不失為更有保障的“次優”選擇。同時，作為歐盟大國，作為英聯邦首領國家，作為盎格魯-撒克遜諸國的母國，英國因脫離歐盟統一市場而遭受的衝擊不如那些吵吵鬧鬧也要舉辦脫歐公投的小國那麼大。

在中國的一帶一路佈局中，歐洲被視為重要市場，英國被視為重要支點國家，去年10月習近平主席對英國事訪問，達成的貿易和投資協議總額高達300億英鎊。英國脫歐，對中國與英國和歐盟經貿、對中國一帶一路計畫影響如何？可以肯定，此事對中國與英國和歐盟經貿的負面衝擊沒有許多市場參與者擔心的那麼大，畢竟英國即使不加入歐盟也是一個經濟高度開放的國家，且開放度高於歐盟；而且，英國既沒有加入歐元區也沒有加入《申根協定》，也減輕了英國脫歐的衝擊。英國脫歐對中國經貿的負面衝擊主要在於虛擬經濟部門而非實體經濟部門，主要在於資產（包括民間投資和官方儲備資產）價格波動而非實實在在的貿易和直接投資流量改變，主要在於增量而非存量。

英國脫歐對中國經貿增量的負面影響更多地會是體現在歐盟方面，因為這是歐盟第三支柱國家（德法居前兩位）通過民意脫離聯盟，而且這個國家的主體民族贊成脫離聯盟的比例還高於整體比例；換言之，是歐盟第三支柱國家及其主體民族拋棄了歐盟。

在英國脫歐派勝出後，荷蘭、法國、義大利等國舉行脫歐公投的呼聲頓時高漲，而這些國家本來都是歐共體-歐盟的骨幹國家，甚至還是當初共同市場的初始發起國，更讓人看到了本該是歐盟基本盤的民眾對歐盟已經何其離心離德。經此一役，可以判斷，歐洲已無希望在未來追趕美國的政治經濟地位，整個歐洲的經濟社會發展潛力進一步縮小。鑒於歐洲是近幾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增長最迅猛的區域，而且中國企業收購歐洲資產普遍溢價較高；英國脫歐之後，基於對歐洲經濟社會增長前景預期惡化，歐洲資產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和官方儲備資產總量中的長期規劃份額、中國企業收購歐洲資產的定價都需要適度下調。

英國脫歐對中國經貿還存在一定正面影響。這個國家是西方自由放任經濟哲學的故鄉，其自由貿易傾向長期明顯強於眾多歐洲大陸國家，特別是法國、義大利、西班牙之類保護主義傾向格外強烈的國家。然而，在歐盟僵化的決策機制下，有太多的事務需要所有成員國一致通過方能執行，其結果就是即使是少數保護主義國家也常常能成功地綁架整個歐盟的貿易決策。從2005年震撼國際貿易界的紡織品貿易爭端，到今年5月12日歐洲議會以壓倒多數通過決議，反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英國扮演的角色都是自由貿易派，反對限制進口中國商品，卻無濟於事。脫歐意味著“中國製造”進入英國市場的壁壘會降低許多。而且，英國脫歐之後，英國和歐盟都有可能加大力度拓展對華經貿。

英國脫歐之後，包括中資在內的部分在英外資可能出現“鐘擺現象”，亦即先是從英國遷往歐洲大陸國家，數年後又從歐洲大陸國家遷回英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英國商業環境優於歐洲大陸國家，其各方面制度自我調整的彈性優於歐洲大陸，即使不考慮那些歐豬國家，看看僵硬過時勞動法規對法國經濟社會發展損害何其嚴重，法國反對勞動法改革的遊行示威罷工何其暴烈；看看德國當下主流政界人士從默克爾到各大城市市長在難民危機中的表現，評估他們有無施羅德那樣豁出去犧牲自己政治生命也要改革過時僵化經濟體制的勇氣；我們就不難理解這一點。英國脫歐之後，英國和歐洲大陸國家總體商業環境可能進一步反向發展，前者更加靈活，後者更加僵化。這樣，部分在英外資為追求運營歐盟市場便利而從英國遷往歐洲大陸之後，會感受到歐洲大陸商業環境的差距，至少其中有一部分就會重新遷回英國。

英國是最早看好人民幣潛力的發達國家，對參與人民幣國際化頗為熱衷，2012年啟動“人民幣業務中心計畫”的倫敦已經是最重要離岸人民幣交易中心之一，英國又是中國之外第一個發行人民幣計價國債的國家。國際金融界、學術界、輿論界不少人士認為，英國脫歐可能導致倫敦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被巴黎、法蘭克福等歐洲大陸城市取代；在此基礎上，倫敦作為人民幣國際化歐洲橋頭堡的地位可能受影響，不利於人民幣國際化。但倫敦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並非依賴歐洲大陸而取得，相反，歐洲大陸主要金融市場發展從倫敦受益頗多；由於倫敦金融城在機制等各方面的優勢，英國脫歐之後，法蘭克福、巴黎等歐陸城市無法取代倫敦城地位，人民幣國際化遭受的衝擊即使存在，也只會是短期的。